登高望远，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这是我们得以回顾过往、展望将来的一个时间制高点。壮阔百年，中国青年政治信仰作为一种人类认识运动，与各历史时期激烈的社会实践相互砥砺，一方面写就了中国从屈辱走向强盛的近现代史，另一方面也绘成了中国青年探索不息、曲折发展的思想轨迹。
100年来，中国青年的政治信仰变迁，如同一条蜿蜒逶迤的长河，隐埋于历史的尘埃下，激荡于中华民族百年风雨之中，掀起了一个个壮阔的历史波澜。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高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共青团才能形成最为牢固的团结、锻造最有战斗力的组织，始终把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之下。”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浑厚有力的声音在庆祝建团100周年大会会场回荡，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青年百年来政治信仰主线的概括。
纵观百年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一直是发展演进的主航道，中国青年的思想河流，尽管有各种洄旋和分叉，但总是不断回归，漫出的洪水总会退回河道，毕竟东流去。真理的灯塔始终矗立前方，作为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国共青团培育引领一代代青年，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1920年8月22日，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八位平均年龄25岁左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
这是一次“主义的集结”。八人中，有六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包括21岁的俞秀松、施存统，30岁的李汉俊，还有《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翻译者陈望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怀揣开创新世界的热望，誓师出发。
此时，《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刚刚出版，初版1000册很快售罄，再版1000册再次被抢空。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创造信仰奇迹的思想起点。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宣言》让青年们懂得，判别新旧事物，“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他们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研究成果，经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链条进行抽象和升华，最终形成了关于未来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人类彻底从支配自己生产和生活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共产主义积淀了人类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精华，是人类历史上最公平、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但是，共产主义当时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实现。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共产主义宏伟远景，虽然至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无法眼见，但服膺于其真理性，认定它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在没有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就对它予以接受同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
彼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种众望所归的信仰。鸦片战争过后，“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既破，五四青年们，承命继业，自觉担起开万世太平的责任。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慨当以慷、舍我其谁的气魄，求经问道，上下求索。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之时，各种主义汪洋恣肆，各种理论交相激荡。“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经历过艰难的寻找过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大多曾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蜕变深刻而剧烈。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支，工读互助主义主张“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种空想色彩浓厚的思想在上世纪初，不仅得到众多知识青年的拥护，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实验。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正深陷“学潮苦闷”的浙江一师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毅然北上，参加了这次实验活动。据回忆，互助团成员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摆脱一切约束，他们在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告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但三个月后，劳动入不敷出，内部矛盾加剧，互助团不得不解散。这让满腔热情的俞秀松大失所望，“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南下途中，俞秀松、施存统在上海被陈独秀挽留，进入先进刊物《星期评论》工作。这期间，俞秀松在思想上慢慢与马克思主义靠近，随后他又“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厂做工，目睹了工人被劳动压迫的实况，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完成了思想的转变。他深刻总结道：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改造社会，部分的、表面上的社会改造是行不通的。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
1920年被称作“破冰之年”。这一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社会主义青年团问世，一批先进青年经过反复辨析思索，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成为共产主义者。化雪为流，融冰成河，奔向共产主义大海的信仰之河，由此发轫启程。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同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诞生。作为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深知青年在推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其提出的上海建党四项实际工作中，第三项就是关于青年工作的：“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上海，因其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等历史环境，已成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全国各地许多有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在1920年前后，纷纷脱离家庭和学校，会聚在上海。赴华协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基于苏联青年团组织的经验，“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此，“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同时也是为“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指派其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新旧渔阳里相隔只有百米。当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在两地之间来往穿梭，陈独秀、陈望道会过去上课，青年人也常过来讨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初心之地渔阳里，一头孕育了党，一头孕育了团。两地之间的这条小道，也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施存统曾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出现”，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形成了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特殊渊源。1921年6月，俞秀松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时如此表述：“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我们希望与老同志和师长们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口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快乐的共产主义制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一大研究了在各地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年轻的党创建了更年轻的团。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陈独秀在会上作报告指出：“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补充说：这“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确定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使命型政治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开启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新篇章。
